欧元区各国财政治理结构必须得到加强

欧元区继续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成员国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开始进行相应的大力度改革。这些措施都围绕着财政紧缩、增强竞争力和刺激经济增长。如西班牙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意大利、爱尔兰和葡萄牙的公共行政改革也在欧盟-IMF的项目轨道上前进。但债务市场的紧张仍没有结束，尽管欧盟的决策者都在努力，但是主权债务仍在发酵，后果仍然不确定。

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在经济下行期间的财政紧缩措施，衰退的GDP增长伴随着降低财政赤字和债务带来的苦难。由于市场的预先定价机制，金融机构都试图坚持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债务。脱钩减少了金融的不平衡并纠正了过去银行过多的资产积累，但是这个过程也降低了正常的宏观经济增长速度。欧洲央行希望通过一系列措施来避免一场信用崩溃和银行融资危机，包括去年12月和今年2月份采取的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这些操作帮助稳定了银行向私人部门的借贷和持有政府债券。但是，由于银行偏好将额外的大量资金投入欧洲央行的存款机制中，这些操作的有效性已经下降了。

欧元的创立降低了借贷成本，而且消除了欧元区内部的借贷汇率风险。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融资成本的降低使政府债务上升，私人部门杠杆率提高。回顾过去可以发现，欧元创立的头7年是政府达成财政紧缩的最佳时机，在此之后，不平衡和脆弱性都不断累积起来了。

在一些国家，体制的特点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之前在欧洲审计署的希腊同事告诉我，希腊政府缺乏有效性的文化是其政策制定的祸首，他也指出了希腊公共部门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系统，审计部门缺乏足够的权力来使公共资金得到有效运行。

在绝大多数欧元区国家，财政紧缩伴随着宏观经济下行的威胁。在目前的情况下，有宏观经济螺旋式下降的危险。虚弱的经济增长导致政府税收的减少，这又反过来增加了赤字和债务的比重，因此需要进一步的预算收紧和紧缩措施。

债务占GDP的比重越高，采取集体行动就越发困难，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此外，债务也变得更加不可持续，尤其是当经济增长率低于债务利息的时候。

同时，经济衰退期的结构性改革既不容易也不受欢迎，这些提高竞争力的措施需要时间才能生效。换句话说，由紧缩措施导致的压力是现时的，但却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生效。

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求问题国家降低赤字是不可避免的，主要的问题是是否可以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选择来减轻经济下滑的风险和震荡。比如，逐渐增加欧盟的资源和资金来帮助进行必要的结构性调整。这种选择可能意味着加强欧盟预算，由于不是所有国家情况都糟糕，也许有其他的融资选择，尤其是当一些成员国的债券利率较低，甚至低于通胀率的情况下，欧盟层面的紧缩和统一救助将会成为所需结构性改革的有力催化剂。

需要明白的一点是，在积极应对投资者和金融市场压力的情况下，目前各个政府都更加向自己国家的选民和议会负责，目前金融市场对一国金融市场的可持续性的考量更加综合全面，即使遵守《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标准都不足以使金融市场稳定，因为经济其他方面的不平衡可能损害市场的信心。

欧洲央行在对危机的回应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了传统的利率工具，欧洲央行引进了一系列非标准化操作，如采取LTRO来帮助货币政策的有效实行。过去几年的经验已经表明，需要以新的方式来重新建立欧洲经济治理的体系，其目标是超越短期视野，如对希腊的救助。为了提供更好的支持，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将被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代替,这个机制将是永久的救助基金，并有额外的防火墙和更强的纪律。从中期来说，则要限制政府赤字和债务，并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在财政统一方面，欧洲有加强财政治理措施的共识，并认为《稳定和增长公约》应该得到加强。目前的想法是，为了避免危机再次发生，各国的财政治理结构必须得到加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财政契约要求各欧元区成员国每年有结构性平衡的预算。监管将会得到加强，对经济政策的监督也将更加综合全面。

尤其是，可持续的预算计划将通过引入中期预算目标来实现，这包含了符合中期经济增长率的增长和公共开支。财政契约同样也会通过引入相应的惩罚机制来确保债务和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过一定水平。

在金融稳定方面，包含了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ESBR）的欧洲金融监管体系是一个新的机制，要求国家的监管部门同欧洲的监管部门配合来识别和分析系统性风险。以马耳他为例，我们有意将目前的常务委员会替换为一个共同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含来自马耳他央行和马耳他金融服务局的代表，他们将共同执行监管和评估金融稳定风险的职能。其目标是向两个机构提供制定政策的建议，维护金融稳定，并加强金融系统弹性并最小化系统性风险。由于要防范来自系统重要性机构的金融风险，所以同样需要对影子银行有更好的管理，对此，巴塞尔协议Ⅲ缩小了对来自影子银行求助的管理同一般机构的差距。

杰拉德·里昂斯（GerardLyons）渣打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朝着全球多元化的货币储备体系迈进

国际货币体系本身也有一些自动的调节机制。我们可以看到亚洲有较高的储蓄率，而英美金融机构无法有效地吸引到储蓄，这和制度设计是密切相关的。金融服务应该服务于整个国家经济的需要，而不是遵循某一特定模式，我想这也是问题的部分症结所在。

自去年起欧洲就面临经济方面诸多挑战，而欧元本身使得这些问题更加难以得到解决。与其他地区相比，西方有更多的个人机构投资者，相比7900亿欧元的其他操作，去年欧洲各央行仅提供了4400亿欧元的援助，这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全球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达到了18万亿美元，占到全球GDP总量的30%，而且这种趋势仍在继续。

欧洲仍然迫切希望能够从其他地方吸引资金来解决问题，但是很显然新兴市场国家并没有能力来消化吸收这些数额庞大的赤字。所以目前他们能够做的就是尽量使自己的资产多元化。虽然目前世界上60%的储备货币仍然是美元，而新兴市场国家仅占8%，但如果问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看法，他们普遍会说自己持有的没有减少，但鉴于金融危机中美国的做法，他们不想继续增持美元了。因此他们在进行的是一种被动的以多元化来替代美元的策略，即仍然储备美元，只是增量不断下降，这种趋势还将继续。

另外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是经济上的主要趋势。一个是贸易模式，尽管身处危机之中，但从总量计算，世界经济仍然在继续增长。在西方国家经济形势走低的情况下，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量不断上升，甚至超过了同发达国家的贸易量。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也许未来他们会更多地考虑直接采用新兴市场国家如中国、印度、印尼、巴西货币支付，以便利贸易结算，并加大它们货币在外汇储备中所占的比重。我认为，我们正朝向一个全球多元化的货币储备体系迈进。

另一方面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主权面临的挑战，这种挑战主要来源于跨国企业。西方的资产现在变得非常便宜，这将可能改变国家和企业的关系，出现国家身份认同的危机。世界上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26家的资产超过了政府资产的50%，其后的26家则控制超过10%的政府资产，所以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的前1/4对政府有巨大的影响力，而且现在它们是决定目前投资方向的主要动力。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因素。

安德鲁·拉吉爵士（SirAndrewLarge）英格兰银行前副行长

恢复市场信心唯一的出路是可信的政策

我认为欧元区的经济增长与传统视野下的经济如需求、供给和不平衡等，没有太大的关系。我想要探讨的是杠杆和信任问题。

之前我们的杠杆率过高，信任崩塌，问题仍然存在，最后变成了投资者来做艰难的选择，这种情况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市场的信心需要得到恢复。而目前市场的疑问是，如果杠杆率下降的话，可以下降多少？而欧元区的金融救助希望达到的效果是以最少的成本换取最大限度的投资者信心，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创造投资。

这里有几点很关键：

首先，如果你的货币是储备货币的话会有优势，这解释了美国的情况。对于欧洲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债券市场的投资者信任我们，但是换取信任需要的是效果达到预期水平，这里面的要素我们都很熟悉。目前，财政扩张不可行，我也不赞成不切实际的行动，而是应该朝向更为可信的财政一体化和银行去杠杆化的道路前进。我们目前老是说要做什么，但我们实际上能做什么？这也是投资者在考虑的问题。

如果能够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你可以看到基础设施的拓展，这将会得到投资者的支持，因为投资回报是可以预期的。同样，民众也可以从这些项目中受益，因此不管是在需求还是供给方面，这种影响都是非常积极的。

但是，同样我们也还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是能够按时间计划落实项目所需资金，在目前不稳定的局面下，很容易会发生未预料到的或者极端的情况。因为目前我们已经有关于货币撤出流通等问题的讨论，如果有国家收回通货，所有的压力就会转移到剩下的合作者那里。我不认为所有人都能够提供关于信用问题的政策。

另一个中等水平的问题是，通胀水平需要控制在不影响大局的范围内。但问题不能完全避免，如果连续5年有5%的通货膨胀率，那么成本就会大大上升。这样，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但最终结果却是成问题的。实际上，欧洲在这方面已经存在严重的问题，我们需要德国将通货膨胀控制在适当的水平，以便边缘问题国家能够调整并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

我的另一个关注点是长期的动荡，我们如何才能避免再次发生危机？很显然，大家没有认识到金融不稳定这个问题在整体上的重要性，人们总是相信金融不稳定会沿着自己的周期发展。但目前来看也许我们错了，我们做了很多避免未来再次掉入陷阱的努力，但很不幸的是，政策体系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多国家的关注，这不只是有政策委员会的英国，还有欧洲和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事实上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因为没有人知道政策工具是如何运作并产生效果的，协调也非常困难。你不可能和政府合作，因为政府要求的只是一国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和银行家合作，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利润。

当每个人都关注繁荣的时候，是不可能有长期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增长如何才会发生？当一批人负责确保整个去杠杆化过程的可控性的时候，这些人本身也必须是可信的，要确保信用的流动，并引导他们重新进入经济循环中。

因此我们有两个目标，一个是金融稳定，另一个是创造增长。我非常担心，因为对于人们关心的整体的金融稳定，我们还没有什么有效措施，通常大家会认为通过创造增长，都能够得到好处。但是，一个拥有双重目标的政府不可能有好的业绩，政府必须明确到底是寻求经济增长，还是寻求金融稳定。如何考察业绩呢？两者的工具也不一样。当你关注金融稳定时你需要有预见性，而关注增长则需要长期视野。

总的来说，恢复市场信心是关键，唯一的出路是需要可信的政策来确保。而且我认为信心是一个逐级实现的目标，完成较低水平的信心重塑，就需要继续往上走。从长期来看，我相信政策和管理体系会实现一体化，这是非常重要的。谁知道我们现在为增长所做的努力，会不会埋下下次危机的导火索呢？

米罗斯拉夫·辛格（MiroslavSinger）

捷克央行行长

重塑欧洲竞争力

首先，如果没有德国资助欧债危机的救助措施的话，欧债危机将会继续发酵。捷克是一个债权国家，但都是由小储蓄者组成，中等以上的家庭更多地拥有金融资产而非债务。目前金融部门没有显著压力，捷克有非常外向的经济，进出口占到了GDP总额的80%左右，而贸易对象主要是欧洲国家，目前主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和德国。因此，我们也不愿见到危机继续恶化。

但是，我希望借用PhilipCoggan在他的论文《承诺：债务、货币和新的世界秩序》中说过的话：“经济史是债权国和债务国的斗争史，属性就是为所辖金钱的领土而战，货币有两个主要功能：交换和价值储备。历史上，这两个功能一直有冲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货币的扩张者是债务国而货币的约束者是债权国。”

历史上，债权国倾向于强制实施控制货币发行的体系，如金本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和欧元，从而防止债务国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债务。金本位体系在上世纪30年代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崩溃，而目前，欧元也摇摇欲坠，也许可以被称为有独立央行和通胀目标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我个人认为，这场危机是市场经济和只有少量监管的金融体系的深度危机，这些特征在

欧盟仍然可以看到。美国也许是部分的导火索，但三年来它并没有深刻影响欧债危机，反而成了主要的稳定维护者。多亏了美联储的货币互换，欧盟的储蓄者和投资者不必担心欧元区的一般流动性问题。我希望接下来美国的选举不要改变这种状况。

危机的解决方式包括控制去杠杆化和在发达国家中重塑欧洲和欧元区的竞争力。去杠杆化的诉求很明确，但是重塑欧洲竞争力同样非常必要。否则欧洲就不能重新获得真实的经济增长率来稳定欧元区的现有状况。我希望欧元区也能够尝试其他高附加值的生产活动。

很多人认为德国从欧元区获益最多，或者至少比目前的问题国家得到的好处要多。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德国在欧元区保有最慢的工资成本增长速度。实际上，为了达到和德国一样的发展水平，南方的问题国家需要更大力度的措施。同时，从德国的贸易模式来看，在过去10年欧元区占到了德国大约40%的出口份额，而在此之前大约是60%。尽管德国现在的债务很少，主权债务风险很低，但目前越来越有随边缘国家波动的风险。

目前有许多关于欧元区层面政治进一步整合的长期计划，用以稳定市场。且不说这些计划在未来财政转移支付中孰好孰坏，以及市场对欧洲长期计划的怀疑，最早的计划目标在未来几年中主要国家的选举中也将有很大影响。

目前欧洲央行更多是受到形势和自身地位的限制，而不是德国的限制。我猜德国对欧洲央行规则的坚持，是害怕使欧元区主要利益从属于次要利益的风险。德国目前面临着国内中产储蓄者对自己国家可能面临的失败的愤怒，我想这不符合欧元区任何国家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