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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整体搬迁:石景山百年钢铁史成追忆


随着首钢的整体搬迁,石景山近百年的钢铁史也成为记忆。

1月16日,寒风凛冽。家住北京市石景山模式口的徐立丰和家人们,在首钢厂区内的群名湖畔合影留念。数十只野鸭在仅剩的一小片没有结冰的湖面上游着,那么的依依不舍。

这是徐立丰留在首钢的最后回忆,也是首钢留给北京的最后回忆。随着首钢整体搬迁,随之结束的还有石景山近100年的钢铁史。

一个世纪前,京津地区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钢铁工业文明孕育在此。91年前,首钢诞生之时的中国,不能生产一吨钢。如今,“严控产能”、“大而不强”已成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关键词。首钢也不再为“首”——无论是产能规模,还是技术创新,首钢已从中国钢铁工业的第一梯队,滑落至第二甚至第三梯队。

1月13日,首钢董事长朱继民宣布,首钢北京石景山钢铁全面停产,这座拥有91年历史的钢城光荣退役。北京市规模最大的重工业集团、盘踞了近百年的“十里钢城”从此成为“记忆之城”。位于北京城西部的这片土地,将被重新定义。按照北京市发改委1月13日发布的《关于加快西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首钢原厂区将打造成制造业总部集聚区,首钢的老厂房也将成为动漫游戏城。

石景山将恢复一个世纪前的宁静,而首钢将开始另一段产业升级之路。石景山从此是故乡。而散落至异乡的首钢,能获得让一座旧钢城脱胎换骨的机会吗?

大迁徙

首钢老工人程国庆清晰地记得石景山钢厂生产最后一炉钢的时间——2010年12月19日21时46分。

那天傍晚,程国庆带着老父亲的遗像,和一家人来到石景山二炼钢厂1号炉前,亲眼见证首钢生产最后一炉钢。他们一家几代人,亲身经历了首钢炼铁高炉生产发展的变迁,这些冷硬的大高炉也被亲切称为“伙伴”、“战友”。

像程国庆一家这样的在职职工、离退休人员及其家属,首钢石景山厂区就有30多万人。原首钢董事长罗冰生曾明确表态:“首钢实行整体搬迁的方案基本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就是职工安置。

“当时认为,如果整体迁出石景山区,近10万在职职工将成为富余人员,将直接影响首钢现有在职职工、离退休人员及其家属共计几十万人的生活。”一位首钢官员回忆道。

除了职工安置问题,首钢搬迁也给北京市财政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首钢对北京市的社会贡献总额每年60亿元左右,首钢迁出北京,势必影响北京市工业经济总量。

最主要的是,首钢搬家经初步估算的费用为500亿元,首钢无法承担这笔费用,钱从哪里来?

能撼动首钢这个庞然大物的,显然是首钢以外的行政力量。几经博弈,2003年8月首钢同意搬家。

800万吨产能的特大钢铁企业东迁至250公里外的河北曹妃甸,这是一个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史无前例的计划。

资金当然是个最大问题,如果国家不给予支持,首钢“废旧建新”的浩大工程将完全成为对北京环境建设的补贴,从经济账上来算,肯定是一个完全亏本的买卖。

首钢也尽最大力量为自身争取利益。例如,首钢在其搬迁规划上最重要的两大框架,一是北京地区不断压产直到停产,二是投资64亿元的冷轧项目仍放在北京建。后者既是作为北京发展高新产业和现代制造业的一部分,也是首钢在北京保留了未来最有价值的一块资产。

首钢本身也没有在搬迁中损失多少产能。除了北京顺义区150万吨冷轧薄板的产能、曹妃甸京唐钢铁厂51%的股权,首钢还在河北迁安拥有700万吨优质热轧板卷项目,在河北秦皇岛拥有200万吨宽厚板项目。

首钢搬出北京后,北京虽然失去了800万吨产能,但得到了宝贵的土地,每年还减少了1.8万吨固体排放物,失去的利税能从石景山新规划的第三产业收回来。

百年钢铁史

首钢在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史上留下了独特的篇章。首钢搬离北京,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段历史的终结。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前后4年零3个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让钢铁成为极其紧缺的战略物资,西方参战各国纷纷下令禁止钢铁出口,钢材价格暴涨。

此时,受聘于北洋政府农商部矿政顾问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发现了张家口宣化区的龙烟铁矿。

这一发现令北洋军阀政府的幕僚们眼前一亮。1919年,经过反复甄选,首钢的前身龙烟铁矿股份有限公司最终被敲定在石景山的东麓落户,这个承载着实业救国梦想的宏大工程宣布上马。

然而,这座被寄予民族厚望的钢铁厂,却在成立后的二十年里,没能炼出一吨钢铁。

1937年,日本占领了龙烟铁矿公司及下属的石景山炼厂,经过一年多的修补,石景山炼铁厂第一炼铁炉点火。

今天的首钢厂区,这座百年高龄的老字号炼炉经过改造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高炉。60多年前,它所带来的丰厚产量显然成为日本在京津地区的重要军需保证。

在今天石景山附近的古城村西,方圆二三百米的这片荒草滩下,埋葬着上千名中国同胞的躯体。据统计,在日本统治期间,石景山炼厂被无辜填埋的工人有5600人之多!其中包括大量童工。

新中国成立后,首钢得到了新生,通过技术改造和建设,1958年建起了侧吹转炉,结束了有铁无钢的历史;1964年建成了我国第一座30吨氧气顶吹转炉;上世纪70年代末,首钢二号高炉成为当时我国最先进的高炉。

改革开放后,首钢成为以钢铁业为主,兼营采矿、机械、电子、建筑、房地产、服务业、海外贸易等多种行业,跨地区、跨所有制、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跻身中国企业500强的前列。

蹒跚学步

2005年2月18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首钢实施整体搬迁。在此后几年里,首钢在北京地区的钢铁产量分阶段逐年压缩。到2010年底,除首钢总部和研发体系保留,冶炼部分已基本撤离北京。

远离了首都的荫庇,首钢像个离开家长的孩子,需要独自打天下了。

谈及搬迁及转型,首钢董事长朱继民数次对本报记者感叹,首钢不容易。

首钢的不容易,一方面是国内钢铁企业群雄逐鹿,首钢与宝钢、鞍钢等行业老大相比,实力已由曾经的“稍胜一筹”,降至“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首钢炼钢基地搬迁至河北曹妃甸、迁安后,将面临河北本地企业的激烈竞争。

最大的压力在于,在搬迁之前,首钢只生产线材、螺纹钢等低端长材产品,搬迁之后,首钢将实行由长材向高端板材的转型计划。这对首钢的技术能力、市场开拓能力提出了巨大挑战。

汽车板号称钢材市场中的“皇冠”产品,附加值高,生产难度和对技术设备的要求也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国家钢铁工业的水平。首钢目前很乐意对媒体介绍公司在汽车板材方面的进展和计划。朱继民对本报记者介绍,首钢搬迁后,汽车板将成首钢的支柱性业务。但首钢引以为傲的曹妃甸项目,代表着首钢有史以来的最高炼钢技术,却因为一再推迟投产和投产后久未盈利,给首钢开拓高端产品市场造成挫伤。

国内钢铁企业的激烈竞争,还表现在圈地、圈资源上。

钢铁专家许中波表示,我国目前有大大小小的钢铁企业上百家,但兼并重组的趋势不会改变,“大鱼吃小鱼”将继续上演。这意味着,无论省内钢铁集团目前如何强势抵抗重组,依然难免逃脱“为他人做嫁衣”的命运。

首钢同样在努力摆脱这样的命运。除了在技术和市场上做强,继续战略市场是必要战略。

因此,首钢一面搬迁,一面不忘去外地重组中小企业。近两年,朱继民利用其在贵州和山西积累的政商关系,先后收购了水城钢铁、长治钢铁、贵阳特钢等。

命运多舛的预兆还在于,首钢在京外新建钢铁基地的这几年,中国钢铁工业已告别“高利润时代”,进入微利时代,各大钢厂纷纷加大“非钢”业务比重。

这意味着,钢铁业的生存环境已不容乐观,而首钢尚在转型之路上蹒跚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