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肆虐的经济环境下，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钢铁产业作为欧美传统政治势力最强的产业，率先挥起保护主义大棒。美国众议院议员最早加入经济刺激计划的“购买美国货”条款即是为美国钢铁“保驾护航”。2月20日，《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钢铁公司（U.S.SteelCorp.）、纽克钢铁公司（NucorCorp.）和AK钢铁控股公司（AKSteelHoldingCorp.）等一些美国大型钢铁企业，正在积极争取，提高对进口钢材的关税。
中国钢铁行业成为保护主义措施的重点目标。欧美钢铁行业一直“坚定”认为，中国钢铁行业之所以能够从长期以来的钢铁净进口国，于2006年转为净出口国，并在2008年成为世界第一钢铁出口大国和第一净出口大国，是由于中国政府对钢铁企业的巨额补贴。
那么，中国钢铁行业到底是靠什么取得了显著进步？中国会继续努力扩大钢铁出口吗？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认为，中国钢铁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有着坚实的基础。近些年来，钢铁行业快速发展，成本和价格竞争力提高，主要是技术进步、管理加强、具有一定的原材料和人力成本优势以及业务量快速增长相对节约固定费用所致，而非政府补贴的结果。
刘海民举例说，中国的连铸比（连铸合格坯产量占钢总产量的百分比，是反映一国钢铁工业综合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从2000年的85.3%提高到目前的95%左右，已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钢铁工业的生产能耗水平也显著降低。大中型企业吨钢综合能耗，从2000年的885公斤标煤，下降到目前的630公斤标煤左右；吨钢耗新水由2001年的18.81立方米，下降到目前的5立方米左右，大大缩小了与发达产钢国的差距。
刘海民认为，中国钢铁工业的价格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定的原料自给率。近三年来，中国的自产矿石保持在消费量的48%左右，由于自产矿石生产成本远低于进口矿石价格，这使中国比完全依赖进口的某些产钢国具有一定优势。由于中国是煤炭生产大国，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优势也很明显。
二是人力要素方面，中国钢铁业劳动生产率虽然较低，但单位劳动力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得更多，因此，单位产品中的劳动力成本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其他生产费用也相对较低。
三是由于业务量快速增加，固定费用明显下降。2007年与2001年相比，大中型企业实现销售收入增长3倍左右，而同期管理费用增长只有1倍，百元销售收入负担的管理费用由2000年的8.9元降低到2007年的4.1元。
四是环保内部成本的外部化。刘海民也承认，中国钢铁工业的环保投入不足，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但是，出口钢材较多的大型钢铁企业环保基本上是达标的，因此，这不是中国压低出口成本的决定因素。
刘海民说，展望未来，随着国家环保要求提高、各种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钢铁生产成本将被明显推高。但是，中国降低成本费用，保持和提高成本、价格竞争力的潜力同样很大，如实现设备大型化、推进技术进步、资源循环利用以及加快企业重组和加强管理等。
再以人力成本为例，提高职工收入、人民币升值，都会相对削弱中国钢铁业现有的人力成本优势，但在中国人均GDP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之前，人均劳动力成本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水平，而中国实现设备大型化后，实物劳动生产率将逐步赶上发达国家，宝钢等少数特大型企业已有先例。
因此，刘海民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钢铁产业完全有能力保持其成本和价格方面的国际竞争力。这将会是中国保持钢铁出口大国地位的根本原因。
刘海民强调，有必要区分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成为钢铁出口大国，是产业进步提升市场竞争力的结果，这并不代表中国政府要以大量出口钢铁作为政策方针。
他表示，赞成政府和钢铁业“钢铁以满足内需为主”的方针。他解释说，这是因为，世界钢铁业的布局规律，明显是集中于消费地而非资源地。钢铁的国际贸易量虽然在上升，但占产量比例在下降，各国的消费也以自产钢为主。耗费能源、污染环境的钢铁产品也不适于大量出口。中国钢铁工业承担的就业仅占全部就业量的 4.64%，工业增加值也只有全部的8.34%，但耗能却占到全部的25.1%，主要污染物排放占到10%－16%。
如果中国大量出口钢铁，将导致铁矿石进口数量猛涨，国内矿石价格也将随之上涨，为国外矿商提价提供依据。
出于这些原因，刘海民说，中国政府对于钢铁工业的长期方针是以满足内需为基本方针——以品种规格齐全、质量优越、价格具有竞争力的钢铁材料，努力满足国内各用钢行业的需要。
也正因如此，中国成为世界上少见的对出口钢材征收关税的国家，而且一度对钢铁产品的出口退税大幅降低甚至为零。
虽然新近的《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实施细则》中提出，对高附加值、对机电产品出口有影响的相关品种将适时适度上调出口退税率，刘海民认为，这些是经济危机下的“权宜之计”，并不表示中国政府未来会大力鼓励钢铁出口。
刘海民还强调，尽管中国不鼓励大量出口，也应坚决反对国外以中国钢铁工业受补贴为借口，对中国出口钢材实行贸易保护主义。
针对国外对中国钢铁企业接受政府补贴的指责，刘海民说，应该承认，中国加入WTO之前的“债转股”和贴息技改政策，确实降低了钢铁工业特别是大型钢铁企业的财务负担。但是，加入WTO之后直至目前的少量政府补贴，与大中型企业每年上万亿元的销售额、上千亿元的利润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换言之，即使完全取消政府补贴，也不可能使中国钢铁企业失去现有的成本和价格竞争力。
然而，在美国2001年－2007年间，美国大型钢铁企业从贸易保护和政府补贴中至少获益150亿到200亿美元，刘海民援引美国国际钢铁研究所2007年11月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说。
巨额补贴并没有使美国钢铁工业有什么明显长进，刘海民说，“靠政府补贴不可能补出一个强大的钢铁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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