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际商报报道，近日，国家发改委连续批复一系列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引起了广泛关注：9月5日公布批复25个轨道交通项目、20个其他交通仓储项目、1个能源管道工程项目和3个企业借用境外商业贷款项目，总投资规模逾7000亿元；6日公布批复13个公路建设项目、10个市政类项目和7个港口、航道项目。两天内集中公布批复的项目合计总投资规模超过1万亿元。

其实，基础设施发展滞后及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掣肘已经有目共睹，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在“金砖国家”这样热门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不例外。7月30日至8月1日史无前例的连续大断电就充分凸显了印度的基础设施短板何其严重。巴西这个世界第六大经济体（2011年）的状况也极为类似。根据世界银行2012年的竞争力排名，巴西基础设施在142个被调查国家中排名第104位，当地许多基础设施的落后程度亟需改善，如其全国铁路线90%还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修建的，火车最高时速不过40公里。

发展滞后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从效率、区域发展平衡、收入分配等许多方面拖累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据世行统计，2006年，停电给印度造成了6.6%的销售损失。美联社在2012年8月1日采访了一位对中国基础设施羡慕不已的新德里商人贾拉杰·库马尔，他购买一台发电机要花费100万卢比（约合1.8万美元），每三年要更换一次。4名全职发电机操作工的薪水为120万卢比（约合2.16万美元），发电机消耗的柴油费用为400万卢比（约合7.2万美元）。发电机的合计成本是电网供电的10倍，让公司总成本增加了20%，而如果电力供应稳定，公司的产量能立即提高20%~30%。

巴西港口则以延误而“驰名”于国际贸易界，从巴西出口一个集装箱的成本是中国的两倍以上、印度的1.5倍以上。巴西经济增长率在2010年达到7.5%，为20余年来最高水平，2011年便急剧跌落至2.7%，2012年第一季度滑落至0.8%，预计2012年全年经济增长率在2%以下。经济增长急剧减速，根本原因固然在于外部市场行情波动和汇率、财政等宏观指标不稳定，但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这一进程。

突破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的瓶颈制约是众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共同的迫切愿望。在去年下半年以来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剧烈震荡、经济增长率大面积急剧失速的背景下，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更被视为启动有效需求的强有力工具。毕竟，从“罗斯福新政”到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启动，不仅卓有成效地实现了当期反危机目标，而且建立、巩固了国家长期持续发展的基础。2012年以来，“铁公基”这一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工具重出江湖，就是基于外部经济环境阴晴不定、国内经济减速的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近来新兴市场经济体陆续发布了一系列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在巴西，总统罗塞夫于今年8月15日宣布了一项1330亿雷亚尔（约合650亿美元）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她声称，这项计划是为了“偿还最近20年国家交通设施投资不足所欠下的债务，巴西已经跃居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我们有条件在新兴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排行榜上再向前迈进一步”。在这项计划完成后，巴西国内将增加1万公里铁路（包括已经规划但存在争议的里约热内卢至圣保罗高铁）和7500公里高速公路，新建铁路线运行时速将达到100至150公里，其中西部和北部地区交通运输能力将大大改善，巴西产品运输成本将大大降低。巴西政府计划用30年完成这项计划，在5年内到位一半预算，2013年9月完成建设企业招标。为此，巴西政府可能出售9条公路和12条铁路的特许经营权，然后将计划拓展到基础设施的其他领域。

挑战重重

然而，新兴市场经济体要想在今天重演当年“罗斯福新政”和中国抵御东亚金融危机的成功，却面临重重困难。

首先，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和尖端科技发展计划本身就缺乏可操作性，计划拨付的资源太少，实施的时间太短，有竞选宣传价值，却难以落实。巴西的1330亿雷亚尔交通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令人振奋，但根据中国和欧洲、日本等地建设的经验，仅靠这笔大约4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就想建成1万公里铁路和7500公里高速公路，实在有点不可思议，除非其铁路和公路特许经营权出售计划能如期实现。

在2012年8月15日的印度独立65周年纪念日上，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宣布计划于2013年发射环绕火星的探测器，以调查火星上的地质概况及生命的起源、进化和可持续性。“最近，内阁通过了火星探测计划。我们的飞船将接近火星，收集重要的科技信息。这次探测将是我们在科技领域迈出的巨大一步。”作为一个大国，印度确实应该有选择地发展尖端科技，从而为本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印度本国航天技术发展也已具备了一定基础，能够为外国提供航天发射服务。就在9月9日，印度完成了该国第100次太空发射任务，发射了一枚搭载法国、日本卫星各一颗的运载火箭“一箭双星”。问题是曼莫汉·辛格宣布的火星探测计划存在颇多超越现实之处，政府拨付的预算经费和准备时间都不足。印度政府为此项目制定的预算是45亿卢比（约合8200万美元），但1999年美国发射“火星气候探测者号”失败的费用就高达8200万美元。考虑到13年间的通货膨胀因素，而且印度的航天产业配套体系远远不能与美国相比，这将导致其航天计划效率更低、成本更高。此外，发射火星探测器的准备时间只剩1年，显然是因为火星每26个月会到达近地点，印度政府希望在2014年大选之前抓住2013年近地点这个机会，从而为2014年竞选击败政敌作嫁。

即使有了比较可行的计划，财政能力虚弱导致可投入基础设施建设的财力不足、土地私有制导致征地争端频发且难以化解、政府动员能力低下……所有这些问题也都在阻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从纸面走向现实。2007年，巴西卢拉政府曾宣布投资12亿雷亚尔修建公路，计划2013年初竣工。但直到2012年2月，到位资金只有1亿雷亚尔，先前提出的8项工程，直到2012年8月还有5项尚未动工。

即使基础设施得以建成，配套产业跟不上也常常使得新兴市场基础设施难以发挥全部潜力。印度近年火电厂建设规模颇大，以至于成为中国电力设备厂商竞逐的市场，但由于当地煤炭等燃料供给不足，导致火电厂发电能力大量闲置。2011年至2012年，印度煤炭公司产量同比仅增加450万吨。印度煤炭公司预计，如要满足2012~2013财年的燃料需求，产量还需要增加6400万吨，而这是无法达成的目标。

在尼日利亚这个天然气储量、产量均在非洲数一数二且大量出口欧美的国家，中国公司为其修建的多座现代化发电站普遍苦于天然气供应不足，以至于目前的发电能力常常只能达到额定功率的30%左右。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尼日利亚从天然气田通向火电厂的管道不足，而且兴建管道成本太高。

不合理的定价机制进一步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基础设施运营难以为继，无法实现循环发展。印度电力部门就深受电价过低之苦；尼日利亚天然气企业之所以不愿意向国内电厂供气，重要原因之一也是出口价格远远高于内销价格；除非定价合理，否则巴西出售9条公路和12条铁路特许经营权的构想也不可能实现。问题是，在选举压力下，很多新兴市场经济体政府很难甘冒得罪选民的风险，提高基础产品、基础设施服务价格。

更致命的是，管理维护不善常常使得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基础设施很快耗损，以至于不堪使用，铁路这类需要较高系统管理能力的基础设施尤其如此。中国对外援助的典型项目——坦赞铁路的破败就是实例，而遭受类似命运的基础设施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还远远不止于此。

尼日利亚是拥有1.68亿人口、92万平方公里国土的非洲第一人口大国，其在新世纪以来的初级产品牛市中经济增长颇为迅速，2011年经济增长率7.4%。英国殖民者曾经给尼日利亚留下了一个轨距统一为1.067米的全国性铁路网络，目前铁路总长3500余公里，国家铁路公司在15个州有268个车站。但尼日利亚独立后铁路维护不善，已有的单轨线不仅没有一公里升级为复线，反而近乎瘫痪，机车日运行能力仅有190辆，运行能力低下，几乎丧失了铁路客运能力。直到尼日利亚政府于2006年8月宣布用25年完成铁路现代化改造、中土公司等中国企业相继进入该国市场之后，尼日利亚才在数十年后重新恢复了铁路客运。这令该国时任正副总统乔纳森和桑博兴奋不已，特意选择在大选前夕乘坐中土公司修建的拉各斯—阿贝奥库塔线火车出行，重温自己少年时乘坐火车漫游全国的旧梦。在拉各斯到阿贝奥库塔的火车上，尼日利亚副总统桑博就曾告诉该国一位华人，他上一次坐火车还是上世纪60年代，那时国家刚刚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尽管如此，由于管理能力、员工素质不高，中土公司修复改造的铁路线的火车运行时速只有30公里。

与此类似，上世纪90年代刚刚摆脱白人种族隔离政权时，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占撒哈拉以南非洲的1/4之多，基础设施水平与加拿大相当，对当时闯世界的中国商人颇有吸引力。但近20年来，中国和加拿大的基础设施持续改善，尤其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南非基础设施则普遍停滞不前。

新兴市场经济体是我国的重要经贸伙伴，在我国对外贸易和海外直接投资总额中都已占多数份额。以日本、欧盟、瑞士、挪威、芬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列为发达国家和地区，其余国家和地区列入新兴市场计算，在201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中，新兴市场所占份额已分别达到56.9%、52.3%和61.4%。根据《2011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截至2011年年末，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为3781.4亿美元，占总量的89%；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存量仅有466.4亿美元，虽然连续数年大幅度增长，仍然只占总量的11%。但中国企业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开展贸易或是进行直接投资，都需要充分考虑其基础设施的掣肘，以免陷入风险。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新兴市场经济体基础设施薄弱、政府希望迅速改善基础设施的意愿能够为中国企业创造多方面的商业机会，如出口电力交通电信等设备、海外工程承包、以BOT等多种方式投资建设运营海外基础设施项目等，但中国企业在参与其基础设施建设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到东道国在支付能力、市场准入等方面的风险，并作出相应的安排。